董嬌饒

譯文

洛陽城東的小路上，桃李盛開在兩邊的路旁。

桃花李花相對而開，稠密的葉子交相掩映。

春風自東北方向而來，花葉也隨風飄揚。

不知誰家的女子來了，提著竹籠在採桑。

她用纖纖的手攀折桃李，弄得枝殘葉敗，花落繽紛。

請允許我問那位女子，為什麼要損傷這些花呢？

她回答：“等到八九月的深秋季節，下霜了，花兒終會凋謝。”

這些可憐的花葉，整年有風刀霜劍相逼，怎能永遠芳香？

它們秋時零落，來年春日再吐芬芳，始終不渝地遵循大自然的規律。

而美麗的女子還不如這花葉，盛年過去則色衰，被無情的男子相忘。

我想把這支曲子唱完，可這支曲子，實在讓人心裡難過。

乾脆歸來飲酌美酒，攜帶琴瑟登堂以解憂愁吧。

註釋

嬌饒：女子名，泛指美人。

洛陽：東漢京城。

路傍：即路旁。

“葉葉”句：指葉葉相交通，葉子稠密連到了一起。相當，與“相對”同義，是“對稱”的意思。

低昂：起伏，時高時低。

子：《正字通》雲：“女子亦稱子。”

飄颺（yáng）：指落花繽紛之貌。

請謝：請問。彼姝（shū）子：那美麗的女子。

“何為”句：為何受到你的攀折？見，被。

高秋：天高氣爽的秋天。

飄墮：飄落。

安得：怎能。馨（xīn）香：芳香。

零落：凋謝，脫落。

盛年：少壯之年。

竟：盡，終。

高堂：高大的廳堂，寬敞的房屋。

　　《董嬌饒》是東漢文人宋子侯代女子立言之作，以表達對封建社會女子悲慘命運的同情。此詩最早見於南朝梁時徐陵編的《玉臺新詠》。

　　此詩以桃李比方女子紅顏，說花雖然零落，尚有重開的時候，而一旦紅顏老去，便會歡愛永絕。

　　本來，花落花開是大自然的永恆的法則，正如四時的周而復始，前後相續。通常人們總是習慣於將花開花落比女子年華的盛衰有時，卻很少從兩種自然現象的差異之處著眼作比。詩人從這一角度處理題材，自然出人意表。詩人的這一思想從屬於他對整個人生的思考。他由落花感悟到青春易逝，盛顏難駐，於是借採桑女子而發。這類人生短促的感嘆，是一種時代思潮，在當時的詩文中時有抒發。因此，採桑女的憂傷也就是詩人自己的“愁腸”，採桑女的感嘆與詩人的人生感慨是相通的。

　　《董嬌饒》在漢詩中別具一格，和漢樂府民歌有所不同，這從開頭的六句即可以明顯地看出來。

　　漢樂府民歌的敘事篇章多數是一開始便直詠其事，也有少數篇章用大段鋪敘介紹人物以引起故事，如《陌上桑》。《董嬌饒》的開頭則是描寫景物，作為人物活動的環境。這樣，既做到了人物和環境的統一，又使開篇和全詩緊密關聯。《董嬌饒》的開頭一段與全詩的關係極大，詩意即此生髮，層層展開：由採桑女攀折花技引起“花”的詰責，繼寫採桑女的回答，再寫“花”的反覆辯駁。開頭這一段景物描寫其中包含抒情成分，因而也寫出了某種意境，頗合於聞一多在論述漢末詩歌的發展時說的“事化為境”的意思。如《古詩十九首·明月皎夜光》寫詩人的悲愁，從描繪秋夜的景色入手，寫皎皎明月、歷歷寒星、促織的悲吟、寒蟬的悽切，這秋夜的景色即是詩人情感的外化，景亦情，情亦景，則已臻於情景交融的境界。就《董嬌饒》的全詩看，雖說並不以抒情為主，但其情感的抒發和景物的描繪也還是一致的。

　　在寫作藝術上，此詩風格獨具，意境幽深。其最為突出的一點，是成功地運用了心理映襯的手法。

　　表現人物心理這一部分（從第七句至第二十句）構成全詩的主要內容。其中“纖手折其枝”一句作為全篇關節。對採桑女為什麼要拗折路邊的花枝的問題，詩人沒有作交待。接下去從對立的一方“花”寫起，借“花”的詰責引出矛盾：“何為見損傷？”“花”的責問有理：我開我的花，你採你的桑，彼此互不相干，你為什麼要來損害我？採桑女卻是答非所問：“高秋八九月，白露變為霜。終年會飄墮，安得久馨香？”言外之意是：請不要顧惜現在這一點小小的損傷吧，反正你早晚是要殞落的。這個回答並未說出折花的心理動機。採桑女不作正面回答的原因無非是不願剖白內心某種隱祕的東西，這種隱祕的東西或許她自己也說不清楚。然而，她的迴避反倒容易使她的心理活動被人窺測到。正由於她無意中表露自己對盛衰的看法，招來了“花”的駁難。“花”的盛衰觀和採桑女有著根本的分歧，生活的真諦告訴它：“秋時自零落，春日復芬芳。”如果說採桑女回答“花”的詰責時尚能平靜處之，那麼，當她聽到“何如盛年去，歡愛永相忘”的譏嘲，便難以自持了。這話正觸到她的隱憂，令她聞之心驚：花雖然凋落，可還有再榮之期；作為一個女人，青春卻是一去不返。她不敢想等待著她的未來究竟怎樣，她將碰到一個什麼樣的命運。不敢想，卻又不能不想。她回答“花”的話，說的是“花”的榮枯，實則成了自傷。這隱在的自傷的情懷造成她折花的複雜、微妙的心理。在萬物得其時的明媚春光中，採桑女手提桑籠走在幽僻的小路上，繁花不時地拂過她的頭頂，她不能沒有感觸。大約她看到那炫耀似的開著的爛漫的桃李花，即勾起心頭的煩惱，並帶一點本能的忌意，心裡想這些花雖沒，但到了露結為霜的季節，還不是照樣枯萎、凋謝。這樣想著的時候，纖手不知不覺地已經攀住了花枝。

　　這一段文字可以說是一波三折，層見迭出。又由於詩人運用了以花寫人、借物傳神的筆法，全詩顯得含蓄蘊藉，宛轉動人，而有別於樂府民歌的質直和單純。

　　《董嬌饒》一詩在藝術上所取得的成就是不能抹煞的，在中國古代詩歌發展史上應有其地位。但是它在藝術表現上的創新是基於對樂府民歌的借鑑。比如詩中設為問答的形式就是直接來自樂府民歌。在敘事中穿插對話，是樂府民歌經常採用的形式，《東門行》、《豔歌何嘗行》和《陌上桑》是其中比較典型的例子。採用這種寫法可以增強作品的真實感，避免敘事的單調和平淡，且有助於人物性格和心理的刻劃。《董嬌饒》中的對話在表現心理方面有著特殊的意義。同時，由於這一方式的採用，也造成詩意的層層遞進，因而在組織篇章結構上有著不容忽視的作用。

　　此外，以花擬人的寫法也是受了漢樂府民歌中寓言詩的影響。漢樂府民歌中有為數不少的寓言詩，如《烏生八九子》、《豔歌行》（其二）、《蜨蝶行》和《枯魚過河泣》等。寓言詩的基本特點是取義雙關，意在言外。《董嬌饒》不同，它的主題是通過正面形象的描繪直接表現的。雖亦擬物為人，但那是為了表現人，表現人與“花”的某種特定關係，而非全篇用寄託，所以這裡的花並沒有獨立的意義。

　　此詩在語言的運用上則更多地保留了民歌的樸素、自然的本色。比如開頭的兩句“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旁”，就如同脫口而出。“高秋八九月”以下四句也是如此。把此詩同建安詩人的某些作品一比較，二者之間的差異立即就可以看出來。曹植的《美女篇》給人的突出印象，就是詞采的華麗和對偶的講究。《董嬌饒》的句子並不怎麼修飾和鍛鍊，其中也有一組對偶句，即“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這雖然已是在有意追求，但仍不免有些笨拙，不像魏晉詩人用起來那樣得心應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