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禮擒誣告者

　　宋代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禮任開封知府時，曾斷過不少疑難案子。

　　某日，有人投遞一封匿名信，告京城的一個富翁，說此人家屯大量兵器，養有兵丁，並正在聯絡有關權威人士，想要謀反。

　　王安禮接信後覺得奇怪，他雖與那富戶沒往來，可早聽聞該人忠厚老實，是個本份的生意人。加之信中語言刻薄，許多罪名只有列舉而無旁證。根據多年辦案經驗，他認為此事屬匿名誣告，便沒將它當作一回事。

　　不料，沒多久，京城竟到處傳聞富戶謀反的事。沒過幾天，竟傳到皇帝耳中。皇帝立即詔令開封府徹底清查此事。王安禮只得奉命前往搜查。

　　富翁甚為驚恐。官兵封鎖住出口，進而翻箱倒櫃，一下子把富翁家中搞得天翻地覆。搜查整整進行了一天，各路人馬竟沒有查出任何謀反的證據。

　　王安禮問富翁：“你平日可有仇人？”

　　富翁搖搖頭道：“小人一向本分，從不與人結仇。”

　　王安禮又問：“你再回憶一下，可有對你不滿之人？”

　　富翁想了想，一拍腦門，說：“哦，前不久有個靠寫訟狀謀生的馬生來借債，當時我手頭正好沒現錢。他很不滿，臨走說了許多怨恨的話，還說要給我厲害看看。”

　　王安札暫且將富翁拘至大獄，以免遭人非議。

　　次日，王安禮將馬生傳到衙門，對馬生說：“聽說你寫得一手好字，本府這裡有幾本案卷，因書吏生病，上面催得緊，能否請你幫忙抄一下？”

　　馬生受寵若驚地道：“小人有幸，願意效勞。”

　　當即，馬生便落筆抄案卷。王安禮將抄好的案卷拿到後房一瞧，心中大喜，此字與匿名信上的筆跡竟出自一人之手。

　　王安禮即命手下將馬生擒獲，詢問他寫誹謗文書之事。物證皆在，馬生無可抵賴，只得招認。

　　王安禮嘉祐六年（1061）中進士，初入幕河東路唐介門下。熙寧三年（1070），西夏侵犯邊境，河東宣撫使韓絳倉促調集四萬百姓防守。王安禮堅決反對，認為“民不習武事，今驅之上陣，縱不為敵所敗，亦會凍餓而死，應該停止徵用”。後帥呂公弼採納他的意見，改調精兵迎敵，使四萬無辜百姓免於難。呂公弼非常感謝王安禮之議，並將此事上奏。宋神宗聞其才，召為崇文院校書，入集賢院，出任潤州、湖州知州，開封府判官，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知制誥。

　　王安禮敢於仗義執言，大膽進諫。王安禮與王安石政見不一，曾上書反對變法。元豐二年（1079），蘇軾因寫了一些反對變法的詩文，被御史中丞李定等指控下獄，處境十分危險，無人敢救。王安禮從容面君，對神宗說：自古有氣量的君主，不以言語定人罪，今一旦將蘇軾逮獄加罪，恐後人要說陛下不能容才。神宗對此案本來就不準備深究，王安禮進諫後，遂從輕發落蘇軾。

　　王安禮以翰林學士任開封知府時，善於斷案，執法嚴明。“有滯訟不得其情及剖決具案而未論者幾萬人”。經過日夜操勞、明查暗訪，不畏權勢，認真剖析案情，秉公執法，到職不過3個月，將所有積案審清，致使“囚繫皆空”，並將結果公佈於府前。遼使在府前看到後，也大加讚譽。神宗聽說後也稱讚“安禮能勤吏，駭動殊鄰，於古無愧矣！”特給他官升一級，以資獎勵。

　　元豐四年（1081），拜尚書右丞，遷左丞（副相），參與執政議事。元豐七年（1084），終因多次諫阻神宗派兵攻打西夏，被御史張汝賢所劾，以端明院學士知江寧府。元祐中，加資政院學士，先後任揚州、青州、蔡州、舒州等知州、永興知軍。紹聖二年（1095）任太原知府，卒於任所。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魏國公。

　　王安禮以文詞見長，樓鑰稱其文“踔厲駿發、卒歸於道”。其詩或曠達超邁，或寄情高遠。著有《王魏公集》20卷，明中葉後散佚，今存《永樂大典》輯佚本收入《四庫全書》《豫章叢書》。《宋史》卷三二七、《東都事略》卷七九有傳。

　　《王魏公集》收錄了作者所撰祭文四十餘篇，這些祭文，系宋代國家祭祀大典的重要文書。這些道教祭祀儀式上的祭文資料，讓我們瞭解到宋代社會祭祀儀式頻繁舉行的真實狀況。作為道教祭祀儀式重要組成部分的祭文，真實再現了宋代社會道教文化發展興盛的面貌，表明宋代社會道教在人們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是瞭解和研究宋代社會民俗學的重要史料。這些祭文，就文體名稱而言，分有青詞、朱表、齋文、祈文、祝文、上梁文、祭文等類。就內容上說，包括祈求生命、濟度亡靈、避讓災害、祈請雨雪、禱告土地等方面，就祀神方面看，含有上天神明、城隍土地、雷電水火、閻王地藏等神鬼譜系，是宋代社會祭文較為集中的一部文書。

　　其後裔居東鄉縣愉怡鄉禮坊村，有“宋名臣王安禮故居”石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