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
　　出獄後，司馬遷改任中書令，發憤撰寫史書，亦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完成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史記》最初沒有書名，司馬遷將書稿給東方朔看過，東方朔佩服不已，將其命名為《太史公書》，後世稱《太史公書》為《史記》。
　　“史記”原本乃各國史書的通稱，司馬遷的著述也正是參考戰國時期各國史記所作。但後來因為《太史公書》的影響，大約在東漢時期，就已經成為此書專名。司馬遷完成《史記》後，知道該書不被當世所容，故預先將副本存之名山，流傳後世。
　　《史記》對後世史學和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鄭樵稱：“六經之後，唯有此作”。魯迅稱譽《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趙翼《廿二史札記》說：“司馬遷參酌古今， 發凡起例，創為全史，本紀以序帝王， 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系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志人物，然後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彙於一編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

貨殖思想
　　司馬遷《貨殖列傳》的開篇，即引用老子的至治理想，而且全篇自始至終都被道家“順應自然”、“無為而治”的自然主義思想所籠罩。
　　開篇所引《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接著是司馬遷自己的話：“必用此為務，挽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這段引文省去了《老子道德經》原文中“小國寡人，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幾句，並補入了“至治之極”四個字，由此可見司馬遷對《老子》這段話的重視，而緊接著引文而來的就是司馬遷自己的觀點——“必用此為務”。
　　在這裡，司馬遷表面上是引用老子的話，實際上是借老子之口說出了被他改造過和發展了的至治理想。他保留了道法自然的核心，有意識地剔除了反映原始社會“小國寡人”和奴隸社會“使民”如何的思想，體現了深得道家精髓的“與時遷移”思想(《史記太史公自序》)。
　　司馬遷的這種至治理想，其核心是天道自然，要旨是人民的足欲。司馬遷的至治理想堪與孔子“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禮記·禮運》)的大同理想相併論，區別在於後者重秩序安排，而前者重自然演進。王充在《論衡命祿》中引用“太史公曰”，進一步概括了司馬遷的“天道自然觀”思想。太史公曰：“富貴不違貧賤，貧賤不違富貴。”“夫富貴不欲為貧賤，貧賤自至；貧賤不求為富貴，富貴自得也。春夏囚死，秋冬王相，非能為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

天文成就
　　在兩漢時期的星象家中，首先要提出司馬遷。大家都知道司馬遷是一個偉大的史學家，而不知他也是一位對天文星象精到造詣的專家。其實只要仔細讀其《史記》的《天官書》、《律書》、《曆書》，就可明白稱他為天文星家專家決非虛譽。
　　像司馬遷這樣博大精深的文學大師，絕對不會自劃範圍，限制自己的知識體系和探索領域。古代的史官本來以星曆之事為其本職之一，故精通星象之學也不足為奇。不過司馬遷能用史學家的高贍遠矚的眼光，把星象學與歷史問題結合起來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這可是其他星象家和史學家皆望塵莫及的高明之處。司馬遷並沒用星象學去佔測具體的人事變異，而是用來總結歷史規律，這不能不說是他對星系學的創造性應用。
　　司馬遷繼承父親遺志遺業，完成《史記》及“推古天變”之任務，並明確表述為“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其結論表述在《天官書》中，即據春秋242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見等星象，聯絡點天子衰微、諸候力政、五伯代興及到戰國及秦漢之際的社會變亂動盪，而總結出天運三十年一小變，一百年一中變，五百年一大變，三大變為一紀，三紀而大備的“大數”，最後才認為“天人之際續備”。這是司馬遷天文學之應用的最重要之範例，在整個星學歷史上佔有最高地位。
　　此外，司馬遷又總結了戰國以來的天文學的基本原則，表述如下（亦記載於《天官書》中）：“我仔細檢查史書的記裁，考察歷史上的事變，發現在100年之中，五星皆有逆行現象。五星在逆行時，往往變得特別明亮。日月的蝕食及其向南向北的執行，都有一定的速度和週期，這是星象學所要依據的最基本的資料。而星空中的紫宮星垣和東西南北四宮星宿及其所屬的眾多星辰，都是位置不變的，它們的大小程度和相互向的距離也是一定不變的，它們的分佈排列象徵著天上五官的位置。這是星象學中作為‘經’亦即不變的依據。而水、火、金、木、土星則是上天的五位輔住，它們的出現隱伏也有一定的時間和週期，但其執行速度快慢不均。這是天文學中的‘緯’亦即經紫變動的部分。把這些固定的和變動的兩種星象結合起來，就可以預測人事的變化了。”

早年經歷
　　西漢景、武年間（時間不詳），在黃河龍門的一個小康之家中，司馬遷出生了。司馬遷的祖父司馬喜在漢文帝詔入慄米受爵位以實邊卒的政策下，用四千石慄米換取了九等五大夫的爵位，因此全家得以免於徭役。

　　年幼的司馬遷在父親司馬談的指導下習字讀書，十歲時已能閱讀誦習古文《尚書》、《左傳》、《國語》、《系本》等書。漢武帝建元年間，司馬談到京師長安任太史令一職，而司馬遷則留在龍門老家，身體力行，持續著耕讀放牧的生涯。

學遊天下
　　稍稍年長之後，司馬遷離開了龍門故鄉，來到京城長安父親的身邊。此時司馬遷已學有小成，司馬談便指示司馬遷遍訪河山去搜集遺聞古事，網羅放失舊聞。去司馬遷在二十歲時開始遊歷天下，他從京師長安出發東南行，出武關至宛。南下襄樊到江陵。渡江，溯沅水至湘西，然後折向東南到九疑。窺九疑後北上長沙，到舊羅屈原沉淵處憑弔，越洞庭，出長江，順流東下。登廬山，觀禹疏九江，展轉到錢塘。上會稽，探禹穴。還吳遊觀春申君宮室。上姑蘇，望五湖。之後，北上渡江，過淮陰，至臨淄、曲阜，考察了齊魯地區文化，觀孔子留下的遺風，受困於鄱、薛、彭城，然後沿著秦漢之際風起雲湧的歷史人物故鄉，楚漢相爭的戰場，經彭城，歷沛、豐、碭、睢陽，至樑（今河南開封），回到長安時任太史令的父親司馬談身邊。

回朝為官
　　因為父親司馬談的緣故，司馬遷回京後得以仕為郎中。

　　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馳義侯授命平定西南夷，中郎將郭昌、衛廣率八校尉之兵攻破且蘭，平南夷。夜郎震恐，自請入朝稱臣。漢軍又誅邛君，殺笮侯，冉震恐，請臣置吏。隨後漢武帝在西南夷設定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五郡。而此時正隨漢武帝東行巡幸緱氏的司馬遷在繼唐蒙、司馬相如、公孫弘之後，再次出使西南，被派往巴、蜀以南籌劃新郡的建設。隨後又撫定了邛、榨、昆明，在第二年回朝向武帝覆命。

父授遺命
　　漢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春天，漢武帝東巡渤海返回的路上在泰山舉行封禪大典。作為參與制定封禪禮儀官員的司馬談卻因病留滯在周南（今湖北）未能繼續前行，更因此而心中憤懣以致病情加重。奉使西征的司馬遷在完成任務後立即趕往泰山參加封禪大典，行到洛陽卻見到了命垂旦夕的父親。

　　彌留之際的司馬談對司馬遷說：“我們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遠在上古虞舜夏禹時就取得過顯赫的功名，主管天文工作。後來衰落了，難道要斷送在我這裹嗎？你繼為太史，就可以接續我們祖先的事業了。如今天子繼承漢朝千年一統的大業，到泰山封禪，而我不得從行，這是命中註定的啊！我死以後，你一定會做太史；做了太史，你千萬不要忘記我要編寫的論著啊。況且孝，是從侍奉雙親開始的，中間經過事奉君主，最終能夠在社會上立足，揚名於後世，光耀父母，這是孝中最主要的。天下稱頌周公，是說他能夠歌頌周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揚周、召的遣風，使人懂得周太王、王季的思想以及公劉的功業，以使始祖后稷受到尊崇。周幽王、厲王以後，王道衰落，禮樂損壞，孔子研究、整理舊有的文獻典籍，振興被廢棄了的王道和禮樂。整理《詩》、《書》，著作《春秋》，直到今天，學者們仍以此為法則。從魯哀公獲麟到現在四百多年了，其間由於諸侯兼併混戰，史書丟散、記載中斷。如今漢朝興起，海內統一，賢明的君主，忠義的臣子的事蹟，我作為太史而不予評論記載，中斷了國家的歷史文獻，對此我感到十分不安，你可要記在心裡啊！”司馬遷低下頭流著淚說：“小子雖然不聰敏，但是一定把父親編纂歷史的計劃全部完成，不敢有絲毫的缺漏。”

私淑古今賢
　　因為在長安任職，又縫“漢之得人，於茲為盛”的漢武盛世，司馬遷得以結識匯聚於長安的天下賢能之士。包括賈誼之孫賈嘉，公孫季功（或為公孫弘），樊噲之孫樊他廣，平原君朱建之子，馮唐之子馮遂，田叔少子田仁，樑人壺遂，杜陵蘇建等。然而，對司馬遷影響最大的莫過於董仲舒與孔安國。

　　司馬遷與上大夫壺遂討論文學之時曾說過：“我聽董生說：‘周朝王道衰敗廢弛，孔子擔任魯國司寇，諸侯害他，卿大夫阻撓他。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見不被採納，政治主張無法實行，便褒貶評定二百四十二年間的是非，作為天下評判是非的標準，貶抑無道的天子，斥責為非的諸侯，聲討亂政的大夫，為使國家政事通達而已’”。而縱觀《史記》可知董仲舒之公羊學對司馬遷的影響主要為：其一，公羊家頌揚湯武革命，主張以有道伐無道，成為《史記》反暴政的思想基礎；其二，公羊家尊王攘夷&主張大一統的思想，成為《史記》貫串全書的主要觀念；其三，公羊家崇讓、尚恥之義是《史記》褒貶歷史人物的道德標準。因孔安國為孔子後人，家中有當世失逸的《古文尚書》十餘篇，併兼通今古文學。故而司馬遷亦嘗就《古文尚書》問故於孔安國，學習古文經學的故訓，以及別擇古文資料的古文學，掌握考信歷史的方法。而《古文尚書》作為整個古文學的核心，司馬遷寫上古三代史亦從中作了大量的引用。司馬遷曾在《史記·孔子世家》給給予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高度讚揚。其亦吸收孔子學說和六藝經傳的精華，效法孔子精神，繼《春秋》作《史記》，完成一代大典。

討論改歷
　　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漢朝自建立以來已經102年了。漢室建立之初，諸事草創，大部分都沿襲了秦朝的製作。曆法則採用了較為貼近的《顓頊歷》。儘管如此，《顓頊歷》對朔、晦的計算亦與實際情況相異。於是時任太史令的司馬遷和大中大夫公孫卿以及壺遂等人向漢武帝進言說：“《顓頊歷》已經不適合現·在的情況了，因該重新定製曆法。”。而御史大夫兒寬恰好懂得經學，漢武帝便命令兒寬去與眾博士商議修改曆法等事情。並於同年，命令公孫卿、壺遂、司馬遷、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人討論定製《漢歷》。

遭受腐刑
　　漢武帝天漢二年（前99年），武帝想讓李陵為出酒泉擊匈奴右賢王的貳師將軍李廣利護送輜重。李陵謝絕，並自請步兵五千涉單于庭以寡擊眾，武帝讚賞李陵的勇氣並答應了他。然而，李陵行至浚稽山時卻遭遇匈奴單于之兵，路博德援兵不到，匈奴之兵卻越聚越多，糧盡矢絕之後，李陵最終降敵。武帝憤怒，群臣皆聲討李陵的罪過，唯有司馬遷說：“李陵侍奉親人孝敬，與士人有信，一向懷著報國之心。他只領了五千步兵，吸引了匈奴全部的力量，殺敵一萬多，雖然戰敗降敵，其功可以抵過，我看李陵並非真心降敵，他是活下來想找機會回報漢朝的。”然而，隨著公孫敖迎李陵未功，謊報李陵為匈奴練兵以期反擊漢朝之後，武帝族了李陵家，而司馬遷也以“欲沮貳師，為陵遊說”被定為誣罔罪名。誣罔之罪為大不敬之罪，按律當斬。

　　面對大辟之刑，慕義而死，雖名節可保，然書未成，名未立，這一死如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之死無異。想到文王拘於囚室而推演《周易》，仲尼困厄之時著作《春秋》，屈原放逐才賦有《離騷》，左丘失明乃有《國語》，孫臏遭臏腳之刑後修兵法，呂不韋被貶屬地才有《呂氏春秋》傳世，韓非被囚秦國，作《說難》和《孤憤》，《詩》三百篇，大概都是賢士聖人發洩憤懣而作。 終於，在那個“臧獲婢妾猶能引決”的時代，司馬遷毅然選擇了以腐刑贖身死。至此，司馬遷揹負著父親窮盡一生也未能完成的理想，面對極刑而無怯色。在堅忍與屈辱中，完成那個屬於太史公的使命。

史記得傳
　　司馬遷有一個女兒嫁給楊敞。楊敞在漢昭帝劉弗陵時期，曾官至宰相。楊敞有兩個兒子，也就是司馬遷的女兒給楊家生的兩個兒子，大兒子楊忠，小兒子楊惲。楊惲自幼聰穎好學，他的母親把自己珍藏著的並且深愛著的《史記》，拿出來給他閱讀。楊惲初讀此書，便被書中的內容吸引住了，愛不釋手，一字字、一篇篇，非常用心地把它讀完。楊惲成年之後，還把它讀了好幾遍，每讀一遍總是熱淚盈眶，扼腕嘆息。在漢宣帝的時候，楊惲被封為平通侯，這時候他看到當時朝政清明，想到他的外祖父司馬遷這部鉅著正是重見天日的時候，於是上書漢宣帝，把《史記》獻了出來，從此天下人得以共讀這部偉大的史著。

漢代
　　漢代研究《史記》的名家，當推揚雄和班固，他們都肯定了司馬遷的實錄精神。
　　揚雄在《法言》一書中寫道：“太史遷，曰實錄”。 “子長多愛，愛奇也。” 楊雄是讚揚司馬遷實錄精神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實錄與愛奇，為歷人者所贊同，直到現在。
　　班固是漢代系統評論司馬遷的第一人，《漢書》中有《司馬遷傳》。班固在讚語中說：“自劉向、楊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狀況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說司馬遷“不虛美、不隱惡”，可謂一語中的，世稱其當，後人皆服。
　　司馬遷的“實錄”精神已成為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

唐代
　　唐代研究《史記》成就最大者當推散文大家韓愈、柳宗元。韓、柳肯定了《史記》一書的文學價值，奠定了司馬遷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
　　韓愈十分推崇司馬遷的文學才華, 他說：“漢朝人莫不能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之為最。”他認為司馬遷作品的風格是“雄深雅健”, 《史記》成為韓愈作文的樣本。
　　柳宗元認為《史記》文章寫得樸素凝鍊、簡潔利落，無枝蔓之疾；渾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詞造句，煞費苦心，減一字不能。

宋元
　　宋人贊司馬遷，其著名者為馬存贊司馬遷的壯遊和鄭樵贊司馬遷的五體結構。
　　馬存認為司馬遷平生喜遊，足跡不肯一日休。司馬遷壯遊不是一般的旅遊，而是盡天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為書。所以他的文章或為狂瀾驚濤，奔放浩蕩；或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妝如濃，靡蔓綽約；或龍騰虎躍，千軍萬馬。司馬遷世家龍門，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劍閣之鳥道；彷徨齊魯，睹天子之遺風。所以，天地之間，萬物之變，可驚可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者，子長盡取為文章，因而子長的文章變化無窮。
　　南宋史學家鄭樵認為：諸子百家，空言著書，歷代實跡，無所紀系。而司馬遷父子世司典籍，工於製作，上自黃帝，下迄秦漢，勒成一書，分為五體：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歷，書以類事，傳以蓍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易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書。可見鄭樵對《史記》評價之高。

明清
　　金聖嘆把《史記》作為“六才子書”之一，評論《史記》序贊九十多篇。他在評《水滸傳》、《西廂記》中多次讚揚司馬遷，發表了不少真知灼見。他說：“隱忍以就功名，為史公一生之心。”在評《屈原賈生列傳》中說司馬遷“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淚。”金聖嘆可謂司馬遷的知音。他對《史記》與小說關係的探討獨樹一幟。“《水滸傳》方法即從《史記》出來”，“《水滸傳》一個人出來，分明是一篇列傳。”清人張竹波更直言：“《金瓶梅》是一部《史記》。”可見《史記》對後世小說寫作技巧的廣泛影響。
　　錢謙益在《物齋有學集》中說：“司馬氏以命世之才、曠代之識、高視千載，創立《史記》。”他認為司馬遷創立的五體結構，成為歷代史學家編史的樣本，發凡起例之功“炳如日星矣”！
　　章學誠在史學理論名著《文史通義》中說：“夫史遷絕學，《春秋》之後一人而已。”他認為《史記》一書“範圍千古、牢籠百家”，司馬遷有卓見絕識之能，《史記》有發凡創例之功。由於司馬遷有卓絕千古的識力和筆力，《史記》是“經緯乎天人之際”的一家之言，章學誠儼然比於後無來者。
　　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說：“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為全史。本紀以序帝王，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系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專人物。然後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彙於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司馬遷的五體結構史學框架，一經創立，即為經典。縱觀廿四史，無一例外。趙翼稱為“史家之極則”，可謂精當之至。

近現代
　　梁啟超認為：“史界太祖，端推司馬遷”，“太史公誠史界之造物主也”。梁啟超對《史記》評價頗高，認為《史記》實為中國通史之創始者，是一部博謹嚴著作。他認為：史記之列傳，借人以明史；《史記》之行文，敘一人能將其面目活現；《史記》敘事，能剖析條理，縝密而清晰。因此他主張對於《史記》，“凡屬學人，必須一讀”。
　　魯迅在《漢文學史納要》一書中有專篇介紹司馬遷。魯迅認為：“武帝時文人，賦莫若司馬相如，文莫若司馬遷。”司馬遷寫文章“不拘於史法，不囿於字句，發於情，肆於心而為文”，因而《史記》不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魯迅的評價成為《史記》評論中的不朽名言。
　　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文中說：“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毛澤東對司馬遷很佩服，認為“司馬遷覽瀟湘，泛西湖，歷崑崙，周覽名山大川，而其襟懷乃益廣”。
　　郭沫若特別讚賞司馬遷的文學才華。他說：“司馬遷這位史學大師實在值得我們誇耀，他的一部《史記》不啻是我們中國的一部古代的史詩，或者說它是一部歷史小說集也可以。”1958年郭沫若在為司馬祠題寫的碑文中對司馬遷有“文章曠代雄”、“功業追尼父”的讚語。由此可見，郭沫若認為《史記》的文學成就是極高的。
　　翦伯贊認為司馬遷是中國歷史學的開山祖師，《史記》是一部以社會為中心的歷史。他說：“中國的歷史學之成為一種獨立的學問，是從西漢起，這種學問之開山祖師是大史學家司馬遷。《史記》是中國歷史學出發點上一座不朽的紀念碑。”他還說：“《史記》雖系紀傳體，卻是一部以社會為中心的歷史。”司馬遷“幾乎注意到歷史上社會之每一個階層，每一個角落，每一方面的動態，而皆予以具體生動的描寫。所以我以為，《史記》是中國第一部大規模的社會史”。
　　鄭振鐸認為：自司馬遷以來，便視歷史為時代的百科全書，所以司馬遷取的材料，範圍極廣，自政治以至經濟，自戰爭以至學術，無不包括在內，其所網路的範圍是極其廣大的。所謂“文學史”也常常被網路在這個無所不包的“時代的百科全書”之中。
　　杜鵬程在《韓城市志》序中說：“韓城素稱文史之鄉，是一座歷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世界歷史文化名人司馬遷的故里，一向文化較為發達。……歷朝各代，名人輩出，其中以西漢時期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司馬遷最為著名，其巨集偉鉅著《史記》聞名中外，影響深遠。”
　　師哲說：“1940年3月，我從蘇聯回到延安後的第二天，周恩來領我去見毛主席，他同我親切握手之後，問我是哪裡人，我回答韓城人。”毛主席說：“喔，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你和司馬遷是同鄉。”對此我驚詫，我想，毛主席領導全國人民抗日，領導全國人民翻身鬧革命，晝夜操勞，日理萬機，還不忘讀《史記》，而且還能準確記住它的作者的籍貫，真了不起。”“司馬遷剛直不阿，秉筆直書，所以封建統治階級不喜歡他。1940年是人民的天下，是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我們應該大張旗鼓地、理直氣壯地宣傳其人其書其精神，還歷史以本來面目，給司馬遷以應有的歷史地位。像他這樣對人類歷史文化有貢獻的，舉世公認的人，歷史文化名人，全國有幾人？我們應該好好地讀其書，學其人，弘揚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