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新思潮

　　孫中山與陳炯明（前排左四）等在上海合影 陳炯明1898年考取秀才之後，對八股取士的考試製度興趣索然，沒有再循著舉人、進士的路子一直走下去，在家鄉過了幾年心滿意足的婚姻生活後，1906年離開家鄉惠州府來到廣州府，入讀政法學堂。這個時候中國的政治氣候已處於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情勢。當時的廣州在兩任總督陶模和岑春煊的主持下，各項新政面貌一新，新式學校開辦得如火如荼，各種新思潮也在湧現。1908年，陳炯明以優等成績從政法學堂畢業。在廣州的兩年時間裡，陳炯明大開了眼界，接觸到各種新思潮，而且結識了已加入同盟會的朱執信，為其後來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基礎。

　　1909年，陳炯明回到家鄉創辦《海豐自治報》，自任主筆，鼓吹自治才是救中國的唯一良方。這一年，他當選為廣東諮議局議員，正式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他在諮議局提出“籌辦城鎮鄉地方自治議草”，建議設立城鎮鄉地方自治研究所，專門研究城鎮鄉自治辦法，選通曉法政人員入所研究，推動自治進行。

　　為加快成立國會的程序，江蘇諮議局發起在上海召開16省“請願國會代表團茶話會”。當時赴京請願是一種非常時髦的活動，向政府表達民間的聲音。陳炯明作為廣東諮議局代表，赴上海蔘加了大會。議員們提出請願書，希望能儘快頒佈議院法和選舉法，但清政府以“我國幅員遼闊，籌備既未完全，國民知識程度又未劃一，如一時遽開議院，恐反致紛擾不安，適足為憲政前途之累”為由予以拒絕。對所謂國會本來就只持觀望態度的陳炯明來說，這次大會讓他更為失望。他認為，中國政治的積弊太多太深，不是一班坐談之客在國會裡高談闊論就可以解決的。陳炯明洩氣地表示：“開國會為無聊之舉，不過國家處此無可如何之時，除此別無他法，隨波逐流為之耳。”

　　但上海之行對陳炯明意義非同小可，而且對他此後的人生道路產生了巨大影響：他在上海期間與革命黨人交往密切，並加入了同盟會。

　　革命同盟會

　　秀才出身的陳炯明加入同盟會，似乎是件難以理解的事。他的政治抱負與主張流血革命的同盟會是兩條路。事實上，他加入同盟會後，確有革命同志批評過他“對清廷抱有幻想，仕途奔競”。不過，陳炯明是把革命當作一種手段，最終的目的仍然是“建設”。他與以孫中山為代表大部分同盟會員“革命至上”的心態大相迥異，不知是否是導致最終二人決裂的一個隱藏的伏筆。1909年5月，胡漢民在香港籌組同盟會南方支部，陳炯明擔任實行委員。他隨後還在香港成立“樂群書報社”，作為同盟會的祕密機關，他還把母親從海豐接到了香港。陳炯明與黃興等人先後策劃過多次起義與暗殺行動，黃花崗起義遭到慘痛失敗，他又於1911年成立暗殺團，策劃刺殺水師提督李準、廣東將軍鳳山行動。

　　武昌起義爆發以後，廣東同盟會首先在化州揭竿而起，組織民軍攻城略地，並迅速蔓延至廣東各地。同盟會一批黨人聚集到香港，推舉陳炯明為總司令，召集一萬多軍民，圍攻惠州。在圍攻的過程中，陳炯明受孫子兵法的影響，深信“不戰而屈人之兵”為上上策，通過遊說、策反的辦法佔領了惠州。這時候，他擁有廣東紀律最嚴明、戰鬥力最強的一支民軍，這也是當時廣東唯一一支真正從屬於同盟會的軍隊。

　　廣東省長

　　辛亥革命廣東光復後，陳炯明任廣東副都督、代理都督，1913年6月被北京政府任命為廣東都督。二次革命時，他在廣東宣佈獨立，失敗後轉赴南洋。1916年參加討袁，成立粵軍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1917年參加護法運動，被孫中山任命為援閩粵軍總司令，隨後擊敗福建督軍李厚基後佔據閩南地區。1920年10月，孫中山任命陳炯明為廣東省長兼粵軍總司令。1921年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後，又任命他為陸軍部長兼內務部部長。經過辛亥革命與二次革命之後，陳炯明逐漸成為孫中山的親密戰友，也是孫中山依靠的一支主要革命武裝部隊。

　　六一六兵變

　　陳炯明 然而，隨著革命程序的推進，陳炯明與孫中山之間的矛盾逐漸凸顯。1921年，已經有傳聞說孫中山與陳炯明之間出現不和。陳炯明認為，孫中山此時就任非常大總統不合時，而且他並不贊成北伐，主張聯省自治，建議把廣東這個南方省份作為模式推廣到全國，這與力主北伐統一全國的孫中山的主張有著極大差異，兩人矛盾逐漸激化。1922年3月，孫中山撤銷其粵軍總司令、廣東省長、內務總長職，只留陸軍總長職，最終導致“六·一六”事件的發生，二人徹底決裂。

　　如今，關於對中國近代政治產生重大深遠的“六·一六”事件發生的細節，各方說法不一。後代研究者一般認為，“六·一六”事件並不是突發的，其前因後果複雜而難以言喻。

　　1922年6月12日，孫中山舉行記者招待會，不點名地指責陳炯明“反對北伐”；而陳炯明6月14日拘捕財政次長廖仲愷，矛盾基本公開化。

　　1922年6月16日凌晨兩點，孫中山得到粵軍通知，粵軍部隊將攻擊粵秀樓，情勢危急。宋慶齡顧全大局，臨危不懼，認為若同孫中山一同行動易被發現。堅持留下來掩護孫中山祕密撤離。孫中山不得已才答應先行，隻身逃出。孫中山兩次避過叛軍耳目，終於到達黃埔永豐艦（即後來的中山艦）上。孫中山離開半小時後，炮聲四起，陳炯明部隊開始向粵秀樓發起進攻，有士兵還大喊：“打死孫文！打死孫文！”

　　“六·一六”兵變之後，孫中山離開廣州到上海，此後，他接受了中國共產黨和蘇俄的幫助，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一直到孫中山逝世前，經常有人在中間調停，希望他和陳炯明二人能夠和好。孫中山要求陳炯明寫悔過書，而陳炯明堅決不寫，終於沒有再走到一起。

　　孫中山與陳炯明決裂，還有一個意外的結果，那就是客觀上成了蔣介石政治生涯的一個轉折點。他在事件發生後不久，輾轉登上孫中山所在的永豐艦，在國民黨中的地位得到迅速上升，奠定了日後他在國民革命中的政治地位。

　　禁賭政策

　　在政治生涯中，陳炯明以嚴禁菸賭、主張地方自治而著稱。從他任廣東諮議局議員的諸多提案中可以大略看出，陳炯明希望政治改革是“改良的”而不是“革命的”，是“由下而上的”而不是“由上而下的”。他的政治主張在《建設方略》和《中國統一芻議》二書中有完整的表述。“聯省自治”一直是陳炯明堅持的主張，他認為中國廣土眾民，只能實行分權自治，才可養成“民治精神”，建設民主。1922年與孫中山決裂後，他對章炳麟說：然為國努力，無論在位在野，務達此制（指自治省聯邦制）而後已。從作為議員提出禁賭議案時起，一直到後來出任廣東都督及省長，陳炯明都把禁賭作為一項重要工作來做。賭博的惡習由來已久，但清政府把賭稅當作財政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所以才會屢禁不止。禁賭無疑要砸掉成千上萬大小賭商的飯碗，要截斷官府一條每年幾百萬兩的滾滾財源，所以，從一開始陳炯明就面臨著不小的壓力。不過，陳炯明做得非常決絕，主張以雷霆手段，定期一律禁絕，不留任何餘地，才能收效。

　　1920年12月1日禁賭章程生效後，廣州市面幾乎沒有一家賭博。為此，廣州學界發起為陳炯明鑄銅像，以紀念禁賭的成功。1921年廣州建橋，取名陳公禁賭紀念橋，鐫禁賭經過事蹟於橋邊石柱。可見當時陳炯明的禁賭行為深得人心。

　　儘管在政治上仍存有爭議，但在私生活及操守方面，陳炯明與人們通常理解的軍閥作風完全不同。他不僅頗有文采，而且廉潔自持，不蓄私財，在生活方面也相當嚴謹，自己還以不二色感到自豪。

　　陳炯明後來避居香港。“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人企圖拉他下水，他則反過來要求日人歸還東三省。日人拉攏不成，仍贈他8萬元支票，陳炯明在支票上打叉退還。其後，他派代表參與將美洲洪門致公堂改組為中國致公黨，與中國共產黨合作抗日，直至今日都是參政黨之一。

　　1933年，陳炯明在貧困中病死於香港，竟然要用其母所備的棺木。一個曾經顯赫一時的地方軍政長官，結局如此悽慘，這是非常罕見的。

　　1878年，生於廣東海豐，原名捷，字贊之，又字競存；

　　1899年，中秀才；

　　1906年，到廣州就讀於廣東法政學堂，1908以優等成績畢業；1909年，任廣東諮議局議員，先後提出《革除衙署積弊案》、《廢除就地正法案》、《籌辦城鎮鄉地方自治案》、《籌築惠湖鐵路案》、《禁絕一切賭博案》等提案；11月與丘逢甲等一起被推為代表，赴上海蔘加各省諮議局聯合大會，加入同盟會；

　　1910年，參加廣州新軍起義聯絡工作；

　　1911年，任廣州起義領導機關統籌部屬下的編制課裸長兼排程課副課長，又被確定負責率領一路選鋒隊進攻巡警教練公所。武昌起義後被同盟會南方支部派到東江組織民軍起義，光復惠州；

　　1911年，廣東軍政府成立，被推為副都督，不久後為代都督；

　　1913年，宣佈廣東獨立，聲討袁世凱，失敗後逃往香港轉赴新加坡；

　　1915年，聯絡一批原國民黨人另立異幟，組織中華水利促成社，受到孫中山的嚴厲批評；

　　1916年，回到廣東東江發動駐軍和民軍起義，參加討袁鬥爭；

　　1917年，北京政府大總統黎元洪授予其“定威將軍”。後向孫中山表示“竭誠擁護”，參加護法運動，任援閩粵軍總司令，佔領閩西南的汀州、漳州、龍巖等地，建立根據地，稱為“閩南護法區”； 

　　1920年8月，率粵軍從廣西回粵，打敗盤踞廣東的桂系軍閥，被任命為廣東省省長兼粵軍總司令；

　　1921年5月，被孫中山任命為中華民國政府陸軍部總長兼內務部總長，積極參與“聯省自治”運動，反對孫中山的北伐主張；6月任援桂軍總司令，進軍廣西，攻佔廣西全境。後阻撓孫中山到桂林設立北伐大本營，破壞北伐；

　　1922年4月，拒絕前往梧州與孫中山面商北伐問題，並以辭去各職務相要挾，被孫中山免去廣東省省長，粵軍總司令、內務部總長三職。此後退居惠州，其部屬葉舉率“陳家軍”主力回師廣東，於6月16日發動兵變，炮轟總統府和粵秀樓。8月15日，陳炯明回到廣州任粵軍總司令；

　　1923年1月，被滇、桂、粵聯軍組成的西路討賦軍擊敗，後陳炯明率部退守東江；

　　1925年，革命軍兩次東征徹底打垮其所部後避居香港，後將美洲致公黨改組為中國致公黨；

　　1933年9月22日在香港病故。（1933年，陳炯明在貧困中病死於香港，竟然要用其母所備的棺木。一個曾經顯赫一時的地方軍政長官，結局如此悽慘，這是非常罕見的。）

　　少年時期

　　陳炯明，惠州府海豐白町鄉（現汕尾·海豐）人。粵系軍事將領，中國軍事家。光緒二十四年中秀才。光緒三十二年就讀於廣東法政學堂，光緒三十四年以成績優等畢業。宣統元年被推選為廣東諮議局議員。參加過辛亥革命及著名的黃花崗起義，黃花崗之役中為敢死隊第四隊隊長，謀炸廣東水師提督未中。

　　武昌起義後，陳炯明到東江組織民軍起義，1911年11月9日廣東“和平光復”後不久，任廣東副都督，後為代理都督。1912年4月，任廣東總綏靖經略，後任廣東護軍使。1913年6月繼任廣東都督，7月18日宣佈廣東獨立討袁。後其屬下師長蘇慎初炮轟都督府，自立為臨時都督，陳逃往香港、新加坡。1915年12月，回到東江一帶，組織民軍起義，翌年在惠州附近成立廣東共和軍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袁死，黎元洪出任總統後，陳交出兵權，被授予“定威將軍”稱號。後到上海，參加孫中山發起的護法運動。11月21日朱慶瀾任陳為省長親軍司令。12月2日，孫中山任陳為“援閩”粵軍總司令，經10個月奮戰，打敗了福建督軍李厚基所部，佔領閩西南20多個縣。這時，陳炯明除整軍經武外，又致力“重新整理政治”，創辦《閩星半週刊》、《閩星日刊》，提倡“新文化”，以響應“五四運動”後新思潮的傳播。

　　任職廣東

　　1920年8月奉孫中山之命回師廣東，10月28日攻克廣州。孫中山任陳為廣東省長兼粵軍總司令。1921年4月，非常國會選舉孫中山為非常大總統。這裡，陳是反對非常大總統選舉的。

　　陳炯明認為：依總統選舉法，總統由兩院聯席選出，出席議員至少須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舉行選舉總統會，當前廣州的舊國會議員才兩百多人，還不夠原眾議院人數的一半，而且實行記名投票，這豈不是自毀法律嗎？和北方毀法，又有什麼本質不同？一旦廣東成立正式政府，結局只有一個：南北之間將再次陷入戰爭之中。陳反對孫中山任職，不參加就職典禮。孫任非常大總統後，任陳為陸軍部總長兼內務部總長，並說服陳加入國民黨。

　　1922年6月陳炯明與孫中山因護法運動（這裡的法是孫中山1912年3月11日實施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而合作，又因政見分歧而決裂。陳炯明主張先在廣東搞好民主憲政，仿照美國，建立與歐美民主國家相仿的聯邦政制，逐步走向全國和平統一，這個主張，史稱 “聯省自治”；孫中山不同意陳炯明的主張，他主張“中央集權”，要以武力“北伐”來統一中國，以便自己奪取政權。1922年3月21日，陳炯明的親信、負責為北伐軍在後方籌劃的粵軍參謀長鄧鏗從香港公幹回省，在廣九車站突然遇刺，兩天後身亡。

　　國民黨官史一向說鄧鏗是被陳炯明暗殺的，然而，陳派及駐穗美、英兩國領事館都認為，刺殺鄧鏗，是孫派國民黨人所為。鄧鏗之死，對孫陳間本來就脆弱不堪的關係，可以說是致命一擊。4月9日，孫中山讓廖仲愷轉告陳炯明：一、陳炯明參加北伐，二、籌措500萬元的軍費。陳炯明無法接受孫的條件，遂被罷黜。4月下旬，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孫中山與奉、皖軍閥一直有祕密接洽，結成三角同盟。孫中山深感這是聯合奉、皖軍閥，夾擊直系的千載良機，必須立即出兵策應，但出乎意料的是，直奉開戰，僅及一週，奉軍便被吳佩孚擊敗，狼狽退回關外，南北夾擊直系的計劃，化為泡影。但南方的北伐，卻如弦上之箭，不得不發了。5月8日，孫中山委任陳炯明的部下葉舉為粵桂邊督辦，以示對粵軍的信任。5月9日，孫中山在韶關大誓三軍，旌麾北指，“出師宗旨，在樹立真正之共和，掃除積年政治上之黑暗與罪惡，俾國家統一，民治發達”。

　　然而葉舉並不領情，5月20日，他率領六十多營粵軍，突然開入省城。粵軍雖然打著迎陳復職的旗號，但內部已經開始分化。一派要求陳炯明馬上回省，恢復所有職務，鎮攝大局；另一派則不滿陳炯明對孫中山的態度過於軟弱，希望由葉舉來領導粵軍，與孫中山徹底決裂，如果陳炯明不同意，就請他出洋，或者繼續留在惠州休養。5月31日，上海《申報》的一篇文章，透露了粵軍內部的分歧：“現在陳之部曲，亦分兩派，一主張陳氏即速回省，則大局立定；一主張陳氏不可造次，俟解決完妥後，始可返省。”陳炯明則在惠州隱居。各界籲請陳炯明回省的函電，鋪天蓋地，見諸報端；前往勸駕的使者，車水馬龍，絡繹不絕。甚至連陳獨秀也到了惠州，勸陳炯明不如加入共產黨，領導華南地區的革命。

　　1922年6月1日，孫中山率領兩個營的警衛，從韶關返回被粵軍重重包圍的廣州。6月2日，孫中山在總統府設宴招待粵軍將領，竟沒有一個高階軍官應邀前來，只來了幾個中下級軍官。他對那幾個小軍官說：“告訴你們的長官，不要以為據守白雲山，便可胡作非為，我立刻上永豐艦，升火駛入東江射擊你們，連你們的根據地也一併剷除！現在東江水漲，永豐炮艦可以直行駛入陳炯明的老巢！”孫中山一連拍了三封電報，要求陳炯明立即到廣州面商一切，又派人到惠州催駕。但陳炯明拒絕在這個時候到廣州。他說，在省城軍隊撤出之前，他都不打算到廣州。顯然，他不希望被人誤解。陳炯明曾經說過，一旦粵軍叛孫，則“天下之惡皆歸焉”，這是他所不願意看見的。

　　1922年6月2日，北洋總統徐世昌在巨大的壓力之下，宣佈辭職。由於孫中山在護法運動中曾一再發表政治宣言，承諾只要徐世昌下臺，他亦將同時下野。因此，輿論普遍認為，徐世昌下臺後，停止內戰，和平統一，終現一線曙光。6月3日，蔡元培、胡適、高一涵等兩百多位各界名流，聯名致電孫中山和廣州非常國會，呼籲孫中山實踐與徐世昌同時下野的宣言，可見這個要求在當時是頗得人心的。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孫中山竟然公然拒絕履行承諾、拒絕辭職下野。頓時，社會各界大失所望。孫中山之前的“護法”革命口號，也因此而露餡，大失民心。甚至段祺瑞都對曹汝霖說：“以前，孫文以臨時約法被蹂躪為旗號，鬧革命，可是，現在臨時約法已經恢復，孫文卻還要堅持造反，從今以後，就變成是他不對了。”陳炯明也對孫中山表示不滿，說：“我們之所以一直鬧革命、試圖武力顛覆北洋政府，無非是因為北洋軍閥廢掉了臨時約法、蹂躪了民主憲政，現在既然臨時約法已經恢復了，我們自然也就不必造反了。”

　　6月3日，葉舉宣佈廣州戒嚴，大街通衢，遍佈崗哨。6月12日，孫中山邀請廣州報界出席茶會。他決心通過報紙，向陳炯明攤牌，他宣佈：我下令要粵軍全數退出省城30裡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壓服他。人家說我孫文是車大炮（講大話），但這回大炮更是厲害，不是用實心彈，而是用開花彈，或用八英寸口徑的大炮的毒氣彈，不難於三小時內把他六十餘營陳家軍變為泥粉。但殘害六十餘營的軍人，且驚動全城的居民，不免過於暴烈，但我不如此做去，他們終不罷休。我只望報界諸君，主持正義，十天之內，做足工夫，對於陳家軍，加以糾正。陳家軍若改變態度，即不啻如天之福，萬一無效，就不能不執行我海陸軍大元帥的職權，制裁他們了。（《申報》1922年6月19日）

　　1922年6月15日深夜，粵軍高階將領在鄭仙祠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發動軍事政變，驅逐孫中山下臺。就在這危急關頭，“陳炯明在惠州派祕書陳猛蓀持親筆信勸止葉舉……信大意說孫中山出兵北伐如果能勝固好，如其失敗，我以陸軍部長身份暫將部隊調返東江訓練，做充分準備，到時仍可收拾殘局。陳猛蓀持信送到鄭仙祠。葉舉閱後，當著陳猛蓀的面將信擲落地上，說陳炯明不知軍事，還說:回東江哪裡找吃的？叫陳猛蓀回報陳炯明事情已不容不發……陳炯明怒不可遏地把茶盅也打碎了。”

　　1922年6月16日凌晨，葉舉開始行動。但他並不想置孫中山於死地，只想將孫趕出廣東，所以在開炮前讓人打電話給孫透露了訊息，讓他趕快逃跑。他們提出的要求，也正是前面蔡元培等人所提出，請孫中山兌現他與徐世昌一齊下臺的諾言。孫中山離府後，粵軍圍攻總統府，要求守軍投降不遂，而開土炮“三響嚇之”。孫中山登上軍艦，海軍宣佈和叛軍開戰。根據當年香港中英文報紙和英、美兩國外交官的報道，1922年6月17日，孫中山以海軍大炮亂轟廣州的大標題，炸死無辜平民過百人。

　　晚年逝世

　　1925年10月10日美洲致公黨改組為中國致公黨，推舉陳炯明為總理，唐繼堯為副總理。1933年9月22日，陳病逝於香港。1935年4月3日歸葬於惠州西湖畔的紫薇山。

　　爭議人物

　　陳炯明政治主張為“聯省自治”制省憲，效美國憲法之聯邦體制，但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官方歷史觀點一直認為陳炯明的“聯省自治”承認北洋政府國體的統治現狀，實質仍會導致變相軍閥割據。亦有人認為他是中國聯邦憲政的實踐者。

　　劉鳳舞歷史小說《民國春秋》所描述的陳炯明殘殺幼童事件，只有小說作為來源。

　　1920年12月15日《香港華字報》轉載《上海新申報》對陳炯明的評論雲：“陳氏為人剛毅果敢沉默寡言，其私人道德，可為南北權要之模範。”章太炎譽陳“清操絕於時人，於廣中彌不可得”。孫逸仙曾坦言陳炯明“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儉樸，我也不如”。

　　無論是國民黨主導的國民政府，還是共產黨主導的中共政權，在教科書上描述陳炯明都以“逆黨”、“叛軍”、“叛徒”稱之。1990年代以後，部分學者開始對此進行考證，尤其是陳炯明之子陳定炎查閱了當時的大量報刊資料，方才讓世人重新認識陳炯明。但陳定炎的資料中也並非全無偏頗。

　　悲傷的烏托邦

　　潘採夫在《陳炯明：悲傷的烏托邦》一文做了詳細介紹。

　　全文如下：

　　歷史學家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課本里的陳炯明，是以一個亂臣賊子的面目出現的，作為反對孫中山的可恥下場，來教育一代代天真的小孩。無論國民黨史還是共產黨史，都將陳炯明描繪成一個軍閥，一個孫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背叛者，一個炮轟總統府的劊子手，他的所謂貢獻，總是被一筆草草帶過。

　　不過，折戟沉沙鐵未銷，時間總能磨洗出一些真相，將近一百年過去了，隨著史料的發現，以及意識形態的鬆動，陳炯明對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績，他的自治理想與實驗，他與孫中山的恩怨是非，開始被越來越多的人知道。人們才發現，這是又一位被湮沒的辛亥元勳。

　　1925年，孫中山逝世的時候，陳炯明曾手撰一副輓聯：“惟英雄能活人殺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與故交曾一戰再戰，公仇私誼，全憑一寸赤心知。 ”在知己相惜的情懷之下，似訴英雄心中不平事。可以看出，在這兩位大人物之間，發生了太多的故事。

　　魯迅去世的時候，徐懋庸曾寫過一副對聯挽魯迅，“敵乎友乎，餘惟自問；知我罪我，公已無言”。敵，友，知，罪，倒是陳炯明與孫中山這兩位辛亥元勳一生關係的寫照。

　　1933年9月，陳炯明去世之時，香港《工商日報》評價道：“國民黨死了一個敵人，中國死了一個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