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封懷，1900年5月16日生於江蘇南京市，祖籍江西省修水縣竹塅裡。曾祖父陳寶箴，曾國藩稱之為“海內奇士”，曾任湖南巡撫，提倡振興，與譚嗣同、梁啟超等創設時務學堂、算學堂、湘報館、南學會、武備學堂等，戊戌政變後，因舉薦楊銳、劉光弟為軍機章京而遭革職；祖父陳三立，進士，授吏部主事，戊戌政變與父同時被革職，後潛心於詩文，是同光體詩派代表人物，近代江西詩派的領袖；父親陳衡恪，乳名師曾，又號槐堂，曾東渡日本留學，歸國後致力美術教育與研究，工詩文書畫，任教南通師範、湖南第一師範等，後任北京美術學校國畫教授，所繪《北京風俗圖》轟動一時，題詠者甚眾，是民初國畫大師，著有《中國繪畫史》等。陳封懷出生後一個月，母親便去世，幼年，大部分時間跟隨祖父母；父親自日本學成歸國，任教南通及上海，他便隨父赴南通、上海，故自小便受到父、祖父母良好的文化薰陶。

　　陳封懷在南通和上海唸完小學後，以優異成績考入南京金陵中學，繼而升入教會開辦的金陵大學，就讀於農科，師從著名植物學家陳煥鏞。1925年，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發生後，神州大地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浪潮一浪高過一浪，陳封懷為愛國熱情所驅使，憤然離開金陵大學，轉入國人創辦的東南大學。這兩所學校學分不銜接，他寧可犧牲一些學分，延遲一年畢業也在所不惜。

　　由於在大學裡受到著名植物學家陳煥鏞在植物學上的引導，陳封懷對植物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927年，他在東南大學農學院畢業後，先後在吳淞中國公學、瀋陽文華中學執教一年，又在清華大學任助教兩年，便加入了設在北平以研究動植物分類為主的靜生生物調查所，接連5年在河北以及東北三省進行植物調查和標本採集，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知識，發表了有關鏡泊湖植物生態和河北菊科植物的論文。1934年參加公費出國留學考試，以優異成績被錄取，進入英國愛丁堡皇家植物園研究、學習，在當時世界著名的植物學家（W.Wright史密斯（Smith）指導下，研究報春花科、菊科以及植物園的建設和管理；留學期間，他還到英國的邱園以及德國、法國、奧地利等各大標本館作短期研究工作。自1936年學成歸國，50多年來，他一直奮鬥在祖國科研和教育戰線，曾歷任廬山植物園主任、中正大學園藝系教授、江西省農業科學研究所副所長、中國科學院南京中山植物園副主任、武漢植物園主任、華南植物園主任、華南植物研究所所長，還兼任廣東省植物學會名譽理事長、中國建築學會、園林學會顧問，為中國的科學事業，特別是植物園的建設事業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1993年4月13日19時20分陳封懷因病逝世。但是，他留給我們的中國植物園事業，他和他的學生完成的報春花科、菊科的研究成果，猶如蒼松翠柏，永遠蔥鬱；他為植物科學事業奮鬥終生的高尚品德，也將永遠激勵後人！

　　中國近代植物園的創始人之一

　　植物園是收集、儲存、研究和利用植物的基地，也是具有園林外貌和科學內涵的科普教育園地。早在公元前100多年的漢代，中國便出現了原始形態的植物園——上林苑；隨後，各朝各代都有一些植物園的雛形出現，如宋代司馬光的獨樂園，明代周定王朱在開封附近建立的種植救荒本草的“圃”，明代徐光啟在上海徐家彙建立的種植試驗園，清代吳其浚在河南固始建立的東墅花園等等。但嚴格來說，中國具有符合科學定義的植物園，還是近代科學發展影響下西學東漸的結果。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先後出現過臺灣恆春熱帶植物園、熊嶽樹木園、筧橋植物園、中山陵園紀念植物園等。但是，這些植物園有的是外國人為掠奪中國豐富的植物資源而建造的，有的僅為教學實驗以及點綴大型陵墓而建立的，卻沒有一座中國人自己創辦的、較大而又正規的、供植物研究的植物園。當時，中國許多在海外研究、留學的植物學工作者，發現許多國家的植物園都在大量蒐集和研究中國的植物，甚為揪心。胡先驌第二次從美國哈佛大學留學歸來，在建立靜生生物調查所時，便下決心要在中國創辦一座像樣的植物園。陳封懷參加靜生生物調查所工作後不久，即受命尋覓可供建造植物園的園址。他曾騎著毛驢，行進在香山道上，也曾披星冒雨，遠走妙峰山，但都因各方面條件限制，悵然而歸。1933年冬，靜生生物調查所和江西農業院合作建立廬山森林植物園之議成，陳封懷便在廬山山上、山下忙碌開了。1934年8月20日，他參加廬山森林植物園成立大會後，便赴英國留學，學習植物園的科學與藝術，潛心研究報春花科和菊科植物。1936年，陳封懷學成歸國前，由於他學習勤奮、嚴謹以及聰穎，深受賞識，加之當時日軍已入侵中國東北，一場全面的戰爭即將爆發，師友均挽留他在英國工作，但他婉言謝絕了。歸國後，他又放棄留在大城市工作的機會，毅然回到他的故鄉——江西，來到闊別兩年的廬山森林植物園，任技師兼副主任，為植物園的建設和發展辛勤工作，在短短的3年間已使植物園初具規模，並確定了以引種松柏類植物為主要方向。但正當廬山森林植物園的建設蓬勃開展的時候，1938年日本侵略軍攻陷馬當後又打下九江，在植物園其他領導人先期撤離廬山之後，他仍然堅守崗位，直至廬山能聽見炮聲時，他才在工人的勸說下，灑淚離開廬山，輾轉到江西泰和中正大學園藝系任教，直到1946年。抗戰剛結束，陳封懷馬上回到廬山，儘管呈現在他面前的是滿目荊棘，斷瓦殘垣，建築全部被毀，過去引種栽植的珍貴植物損失殆盡。在這樣極端艱難困苦的條件下，他果敢地挑起了恢復建園的重擔，出任園主任。他團結職工，在僅存四壁的房子上，蓋上茅草，住了下來；在經費來源斷絕的情況下，借錢印刷出售種苗的目錄，用向國外出售種苗等生產自救辦法，籌集資金，恢復和發展植物園；他同時兼任中正大學教授，定期步行上、下廬山，以授課所得，貼補職工生活，彌補植物園的支出，堅持創業。此時的陳封懷不僅要與艱難困苦的條件作鬥爭，還要與破壞植物園的行為進行鬥爭。1948年秋，蔣介石、宋美齡為了裝飾他們在廬山的別墅——美，一天派了四個彪形大漢到廬山植物園，強行挖掘鮮豔如丹的紅楓。陳封懷不畏強暴，挺身而出，說：“紅楓不能挖，樹木是植物園的，我的責任是保護”。以凜然正氣，迫使那幾個挖樹的訕訕而退。此後，當時的江西省省長王陵基為此曾“宴請”他，要他“割愛”，當時的廬山管理局局長為此威逼他，他都絲毫不為這一切所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夕，國民黨軍隊的散兵遊勇，趁撤退之機，在廬山大肆搶劫，搜刮民財，人們紛紛逃避，他卻與職工一道，臨危不退。一天深夜，國民黨的散兵遊勇以土匪的面目出現，將他捆綁起來勒索錢財，幸好第二天，中國人民解放軍登上了廬山，他才得到瞭解放，也使中國當時惟一的植物園儲存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