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飭吏治

　　王鼎做官以廉潔著稱。為整飭吏治，他剛正不阿，不徇私情。他在刑部任職，先後深入九省審理過三十餘起重大疑案，使貪贓枉法者均被懲處，冤假錯案得以平反。即使封疆大吏直接插手。相互勾結的人為錯案，也照查不誤。浙江德清徐仉氏與前房兒子通姦，為滅口殺死兒媳徐蔡氏一案即為典型。仉氏奸刁，買通各級官吏、忤作獄吏，造成各級官員互相包庇，雖三次開棺驗屍。皆無結果。直拖延三年之久不能結案。任按察使的王惟恂，明知其情，卻被層層關係網所困，被逼自縊，使朝野震驚。王鼎複審，經過艱苦訪查，弄清了受賄網，涉及巡撫一人、知府四人、同知二人、知縣四人以及許多縣吏、忤作等，案情真象大白於天下，“浙人頌為神明”。他剷除時弊，執法如山，顯示了錚錚鐵骨。王鼎本人從不依人上爬，堪為自律表率。同鄉同族王傑時任宰相，他從未讓傑助已升遷。他要求子女族人甚嚴。兒子回陝參加考試，他唯恐利用權勢不法行事，叮囑兒子考前不許“見客”“見長官”。跟隨家人“勿上街”，力杜嫌疑，以正自身，要憑真才實學考取功名。

　　理財能手

　　王鼎關心國計民生，理財有方，被譽為嘉慶、道光時期的理財能手。道光七年，新疆張格爾在英國殖民主義支援下，發動叛亂，攻城掠地，割據一方。清廷令長令率兵討伐。王鼎均衡度支，保證了軍需，卓有貢獻。平叛後得到賞戴花翎，繪像紫光閣的殊榮。王鼎在整頓天津長蘆鹽務，兩淮鹽政上，採取一系列有效措施，促進了鹽商經營，扭轉了鹽課拖久危局，保證了國家財政收入。

　　熱心公益

　　王鼎對教育、社會公益異常關心。他一生視學江西，一分校會試，兩主浙江張試，四主順天鄉試、二主會試，所得多奇傑士。任江西學政，常入基層督查，垂刻《朱子小學近思錄》、《六事箴言》等，充實教學內容。他在外做官仍心繫故鄉，曾為蒲城堯山書院捐款，以供經費。他為倡辦義倉、義田。一次主持家務的四弟對地方捐稍有猶豫，他知道後寫信嚴責：“弟所見殊欠老成。此等義舉……弟當毅然行之……”他態度鮮明，誠心感人。

　　憐恤民苦

　　王鼎生活檢樸，克已奉公，憐恤民苦。在治黃工程中，以七十四歲高齡，且背患瘡疾，親臨工地指揮，緊張時竟八日不返公寓，困時和衣臥於轎中。為趕工期，不避嚴冬，春節也在工地度過。吃飯時買民夫食物，他告誡督工人員“大工之役，終日胼胝於風雪水口中”“工程全賴若輩”，要大家愛惜民力尊重民工，贏得愛民如子的口碑。

　　平反冤獄

　　嘉慶十九年(1814)授工部侍郎，後調任吏部，兼管戶部、刑部。道光二年（1822年）署河南巡撫。數次奉命出使各省巡視辦案，於冤獄多所平反，被稱為“王青天”，深受道光帝器重。道光五年(1825)授軍機大臣，次年又授戶部尚書。道光八年(1828)，歷經多年的回疆(清代對新疆天山南路的通稱)張格爾叛亂被平定，王因贊畫有功，被加封太子太保，並授繪像於紫光閣之殊榮。

　　整頓鹽政

　　王在戶部尚書任上，兩次對鹽政進行整頓。清道光八年(1828)赴長蘆鹽場調查鹽政弊端，提出緩舊稅、徵新稅，暫停徵稅三年，領鹽補貼以補損耗三項治理措施；道光十年(1830)去兩淮鹽場，在陶澍等人的配合下，採取簡化管理、縮小浮收、穩定生產、打擊私販等措施，並提出新章法15條。經過整頓，朝廷稅收得到增加，食鹽產銷兩旺，百姓生活需鹽也得到保障。

　　治河禁菸

　　道光十七年二月初三(1837年3月8日)，王鼎虛齡七十，道光帝親書“靖共篤祜”匾相賜；次年，由協辦大學士晉東閣大學士。二十一年 (1841) 夏，黃河在河南祥符(今屬開封)決堤，大水氾濫，衝到歸德、陳州及安徽亳、潁一帶。道光帝命王暫署河督，偕通政使慧成前往治理，王又保薦熟悉河工、被判遣戍伊犁的林則徐襄助。他們“朝夕駐壩”與民眾同“畚鍤”，終於在翌年春汛前，使決口大堤合龍，河水悉歸故道。朝廷贊王治河費用省、工期短、質量好，加封他為太子太師。

　　道光年間，鴉片氾濫已成國家大患。王力主禁菸，支援欽差大臣林則徐赴廣東查禁鴉片。道光二十年(1840)，鴉片戰爭爆發，王支援抵抗派，同首席軍機大臣穆彰阿為首的投降派進行抗爭。隨著戰爭逐漸對中國不利，道光帝開始妥協動搖，最終將抵抗派林則徐、鄧廷楨等革職充軍。王鼎上疏道光帝，保護林、鄧，痛斥投降派。琦善因在對英交涉中獲罪被革職鎖拿進京，王奉旨審理。他在上奏中說：“不殺琦善，無以對天下。”並且對琦善的黨羽一一制裁。還在王治河期間，鴉片戰爭已處於打打談談之中，等他功成回朝，中方失敗已成定局，對英和議在即，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條約將要簽訂。王置生死於度外，多次怒斥穆彰阿“妨賢”、琦善“誤國”，屢屢勸說道光帝抗戰，引起“上怒”。報國無門，王決心以死打動道光皇帝。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三十日 (1842年6月8日； 《陝西省志·大事記》 為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八日；《近代中國大事年表》為道光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本志從蒲城王鼎紀念館考證資料)，他自草遺書，自縊而死。遺書疾呼“條約不可輕許，惡例不可輕開，穆不可任，林不可棄也”。

　　王鼎尸諫

　　王鼎憂國憂民，忠貞愛國，晚年為維護中華民族利益，捍為領土主權，與林則徐一道，同穆彰阿、琦善為代表的投降派作了殊死鬥爭。他尸諫殉國的壯烈之舉，成為後代志士的楷體。鴉片戰爭失敗後，道光為推卸戰敗之責，將林則徐革職，發配伊犁。王鼎不顧個人安危，奏請讓林襄辦河工，想給林則徐一個“立功贖罪”機會，以便求朝廷重新起用。不意治河工程慶典之日，道光卻急令林則徐“仍往伊犁”。王鼎星夜兼程進京，向道光力薦林之賢，並面叱穆彰阿為禍國的秦檜、嚴嵩。道光未聽。次日又廷諍，道光仍不聽，抽身欲走，鼎牽衣苦諫：“皇上不殺琦善，無以對天下；老臣知而不言，無以對先皇！”道光氣惱，甩袍下殿。絕望中，王鼎於1842年六月八日夜效法春秋時衛國史魚尸諫故事，自縊於圓明園邸所。王鼎以死相諫意在以血醒君。其遺折中疾呼“條約不可輕許，惡例不可輕開；穆不可任，林不可棄！”王鼎死後為掩蓋事實真相，稱為暴亡，大規模祭葬，追封追贈，但真相終為世人所知。林則徐在戌途中驚悉噩耗，痛失知音，寫下“傷心知已千行淚，灑向平沙大漠風”的詩句。清代著名思想家魏源給予王鼎尸諫高度評價。他把剛直不阿、疾惡如仇、風骨嶙峋的王鼎比作直臣史魚，比作屈復，比作忠心保國反遭誣陷的周公。王鼎在中國歷史上，特別是近代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歷史上，確實是一位名垂千古的愛國名相。

　　林則徐聽到王鼎尸諫的訊息悲痛萬分，寫了《哭故相王文恪公》詩兩首，贊王鼎“傷心知己千行淚，灑向平沙大幕風”。1845年，林則徐被招還北京時，特到蒲城，拜望了王鼎故居，並親到王氏的墳瑩祭奠了王鼎。1864年，任陝西巡撫時，還為王鼎守心喪三個月。

　　王鼎死後，穆彰阿的親信、軍機章京陳孚恩趕到王家，騙得遺書，又對王鼎之子王沆威脅利誘，並“代為改草遺疏”。隨後，陳袖藏王鼎原疏交穆彰阿邀功。道光帝只知王鼎“暴病而亡”，遂下詔憫恤優撫，追贈太保，諡文恪。

　　王鼎宦海40年，後官居宰輔之位，其在刑部、戶部等職任上，多有建樹，受到當時社會進步人士的尊重和敬慕，林則徐、龔自珍、魏源等人與王均有深交。王也大力獎掖後進，但他從不結黨營私。史書贊其“清操絕俗，生平不受請託，亦不請託於人”。王生前為官，兩袖清風；“卒之日，家無餘貲。”遺著有《重訂朱子近思錄》等。

　　王鼎少年時家境貧寒。他勤奮好學，心存大志。清嘉慶元年（1796年）中進士，曾歷任翰林院庶吉士、編修、侍講學士、侍讀學士、禮、戶、吏、工、刑等部侍朗、戶部尚書、河南巡撫、直隸總督、軍機大臣、東閣大學士。曾改革河務、鹽政、平反冤獄，頗有政績。

　　鴉片戰爭中，極力主戰，反對議和投降割讓香港。1842年，當林則徐因抗戰獲罪而被遣戌伊犁時，正值河南祥符（即河南開封）黃河決口，王鼎以大學士出署東河河道總督督塞河口。由於贊成林則徐禁菸抗戰，王鼎上疏道光奏留林則徐助襄河工，治河竣工後，又奏請任林則徐為河督。時英帝國侵略者二次海上北犯，道光皇帝怕得罪洋人，仍堅持將林則徐發往新疆。

　　王鼎回到北京後，向道光皇帝痛陳割讓香港簽訂協議對國家民族的長久危害，怒斥妥協派首領、首席軍機大臣穆彰阿為當代秦檜、嚴嵩。由於道光皇帝妥協求和的主意已定，王鼎在廷諫、哭諫均告失敗的情況下，決心以“尸諫迴天聽”。1842年6月8日深夜，懷惴“條約不可輕許，惡例不可輕開，穆不可任，林不可棄也”的遺疏，自縊於圓明園，享年74歲。王鼎死後81天，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簽訂，香港人從此脫離了祖國，一去15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