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鏊(1450—1524)明代名臣、文學家。字濟之,號守溪,晚號拙叟,學者稱震澤先生,漢族,吳縣(今江蘇蘇州)人。十六歲時國子監諸生即傳誦其文,成化十一年進士。授編修,弘治時歷侍講學士,充講官,擢吏部右侍郎,正德初進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博學有識鑑,有《姑蘇志》、《震澤集》、《震澤長語》。
政治
籌邊計熟
王鏊面對明自正統以來的邊患頻繁、國勢漸弱的現實,呈《上邊議八事》,提出自己的治邊八策(定廟算、重主將、嚴法令、恤邊民、廣召募、用間、分兵、出奇),而多被採納。對武宗的“嬖倖亂政,功罪不明,委任不專,法令不行,邊圉空虛”深感憂慮,並希望武宗“大奮幹剛”。
對抗權宦
面對武宗寵幸宦官、荒淫冶遊,特別是劉瑾等“八虎”的倒行逆施,王鏊與韓文等敢於發奸。但這件事終因“八虎”向武宗“乞命”而發生逆轉,結果是劉瑾掌司禮監,大學士劉健、謝遷被迫致仕,劉、謝、韓等五十三人還被誣結黨,後韓文被逮下錦衣獄,劉、謝被削籍,其後又奪誥敕。而在這場鬥爭中,王鏊卻入閣,雖然正德四年四月,他又不得不致仕,卻得到了善終。嘉靖初,他在《謝存問疏》中曾說:“適值逆瑾盜政,播弄威福,臣力既不能沮抑,性又不善詭,隨不得已乞身而退。”他在《我生》一詩中寫道:“委順齊寵辱,冥懷無醜好。得之亦不驚,失之曾不懊。”由此可見,王鏊立朝,有執政才能,不乏正義感,但明哲自守的處世哲學依然很明顯。
深睹民苦
王鏊歸鄉後,目睹吳中重賦之苦,作《吳中賦稅書與巡撫李司空》,精闢剖析了吳中重賦之形成、發展、現狀及對策,成為不朽的名作,為學者研究明代吳中重賦的權威依據。
文學
一變文風
王鏊博學善於識別人才,文章雅正,言談議論明晰流暢。晚年著《性善論》一篇,王守仁看後說:“王公的文章達到精深的境界,世上的人也很難達到。”他在弘治、正德時期,以高第探花、臺閣重臣的身份,對臺閣、鄉邦文學都產生了重要影響,成為弘治、正德間,文體變革的先行者和楷模。他的黜浮崇古的文學觀和尚經術、去險詭的取士傾向,影響了一代文風。他承接了吳寬的老一批吳中交遊圈,又發展了新一批吳中及淮左文人,交遊較密切的如文徵明(文壁)、唐寅、都穆、蔡羽、邵寶、楊一清、靳貴及“婁東三鳳”等。繼吳寬之後,他對吳中詩派,尤其是其中堅力量如“吳中四才子”等,產生了更為直接的影響。
文章大家
王鏊著作《震澤長語》 王鏊的文學觀點是復古的,但他顯得比較開通一些。一是在復古範圍上,他不專於唐,亦不專以宋,而是比較辯證地看待前代詩歌:“予嘗評古今詩,唐以格高,宋以學勝,至元乃出入二者之間,其實似宋,其韻似唐,而世變之,高下則不可強也。”二是在復古方法上,他主張“師其意,不師其詞”、“為文必師古,使人讀之不知所師,善師古者也……所謂師其意,不師其詞,此最為文之妙訣。”他崇尚韓愈、王安石的文章,認為韓文“變化不可端倪”,皇甫湜得其奇,李翱與張籍得其正,而李翱又兼得其態,“合三子一之”才是完整的。因此,王鏊又強調,如要師其意,就需要博學,需要精思,需要領悟。朱彝尊說王鏊“以經義重,詩非所長。”今觀其集,古體詩中傑作不多,惟歌行體中偶有力作。但王鏊寫得最好的是七言近體。王鏊集中還有一組集中寫武宗荒淫逸遊的《十三絕句》,溫雅之中深含諷刺,十分難得,朱彝尊極為欣賞,稱其“甚得諷諫之體。”王鏊“時文工而古文亦工”,為一代文章大家。他黜浮崇古,湛深經術,所以其文章舂容醇厚、淵深博贍,頗有唐宋遺風。其“墓誌銘”類文章,寫人紀事,重視節操,聯絡時運,舂容有度,不華不飾,質樸典重,也有相當的文學價值。如為顧佐、倪嶽、趙寬、沈周等人寫的墓誌銘等。見於他的“雜傳”中的一些經學、史學類的文章,則更顯示出他的湛深學識和純雅而明暢的文風。
個人作品
王鏊著有《震澤編》、《震澤集》、《震澤長語》、《震澤紀聞》、《姑蘇志》等。《皇明經世文編》輯有《王文恪公文集》。王鏊還曾參與編修《明憲宗實錄》、《明孝宗實錄》,任《孝宗實錄》副總裁。並與徐溥等共修《大明會典》,任副總裁。其所撰《姑蘇志》共六十卷,分沿革、疆域、山水、風俗、戶口、城池、寺觀、古蹟、紀事、雜事等,共三十一門。該志採用綱目體。《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該志“繁簡得中,考核精當”。
書法
王鏊有書名,書法清勁爽健,結字縱長嚴謹,得峭拔風神。不足處似清健有餘,沉穩不足,筆畫略見乾澀,此或與硬毫書有關耳。
藏書
王鏊家居共14年,“不治生產,惟看書著作為娛,旁無所好,興致古澹,有悠然物外之趣”。築“顏樂堂”、“宜晚軒”,富藏書。與吳寬、唐寅、文徵明等藏書家互相唱和。曾自稱:家世藏書,分散於數處,以防散佚、水火之虞。清人姜紹書論他為明一代藏書家之一。藏書印有“濟之”、“御題文學侍從”、“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王濟之圖書”、“大學士章”、“三槐之裔大宗伯章”、“震澤世家”等。刊刻圖書有《孫可之集》、《古尚方》等。
早有才名
王鏊於明景帝景泰元年八月十七日(1450年9月22日)在洞庭東山震澤鄉胥母界陸巷口王氏三槐堂王琬舊第出生,其父王琬曾任光化知縣。王鏊自幼隨父讀書,聰穎異常,八歲能讀經史,十二歲能作詩,十六歲時隨父北上入京師,習業於國子監,寫得一手好文章,其文一出,國子監諸生就爭相傳頌,侍郎葉盛、提學御史陳選感到驚奇,稱他為“天下士”。
成化十年(1474年),王鏊在鄉試中取得第一名“解元”。
成化十一年(1475年),在禮部會試又取得第一名“會元”,殿試一甲第三名,被授為翰林編修,一時盛名天下。
成化十四年(1478年),進階文林郎。八月,上疏乞假還鄉。抵家三月後,母葉孺人逝世,王鏊便守制居家。
成化十六年(1480年),王鏊仍守制在家,閉門讀書,遠避權貴。
成化十八年(1482年),王鏊還朝,復職翰林編修。
規勸孝宗
弘治四年(1491年)八月,《明憲宗實錄》修成,升任右春坊、右諭德、侍講經筵官。當時孝宗寵信宦官李廣,整日在李廣陪伴下游玩。王鏊便以周文王勤政的典故反覆勸諫,終使孝宗感動。日講完後,孝宗對李廣說:“講官指的是你們。”在選擇太子僚屬時,孝宗命他以原職兼任太子諭德,不久轉少詹事,因吏部尚書韓文薦,擢為吏部右侍郎。
弘治七年(1494年),進階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
弘治八年(1495年)三月,改侍讀學士,充日講官。
弘治十年(1497年)三月,孝宗敕令修《大明會典》,由大學士徐溥任總裁,王鏊任副總裁。
弘治十三年(1500年),進吏部右侍郎,仍兼日講官。
弘治十六年(1503年),王鏊父王琬去世,王鏊返鄉奔喪。
弘治十七年(1504年),撰《震澤集》成,同年八月,重修《姑蘇志》成。
匡補時局
正德元年(1506年)四月,王鏊被起用為吏部左侍郎,參與編修《明孝宗實錄》,任副總裁。當時明武宗“好逸樂”,不問政事,太監劉瑾專權,吏治大壞。王鏊與吏部尚書韓文等人要求武宗誅劉瑾等“八虎”,但失敗未成。不久,劉瑾入司禮監,大學士劉健、謝遷相繼離去,內閣只有李東陽一人。劉瑾想引焦芳入閣,但廷議只推薦王鏊。劉瑾迫於公論,命王鏊以原職兼學士,與焦芳一同入閣。一月後,升任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國史總裁、同知經筵事。十二月,明景帝汪皇后去世,朝廷對以什麼規格舉行喪禮拿不定主意。王鏊說:“皇妃並非因罪被廢,應恢復原封號,按妃的規格安葬,按皇后的規格祭祀。”武宗便下令停朝,按皇后規格祭祀。
正德二年(1507年)八月,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仍任戶部尚書。 正德四年(1509年),明憲宗廢后吳氏(吳廢后)去世,劉瑾要按普通宮女的制度把她的遺體焚燒、草草安埋。王鏊認為不可,最終才得以妃禮下葬。當時,尚寶卿崔璇等三人被迫害差點死去,王鏊對劉瑾說:“士可殺,不可辱。現在對崔璇侮辱並且又要殺之,我還有何臉面留在內閣。”李東陽也極力相救,崔璇等才得以免死遣送戍邊。劉瑾恨已致仕的韓文,一心要置他於死地,又想借故中傷劉健、謝遷,王鏊與李東陽前後都極力相救,使劉瑾陰謀未得逞。有人在劉瑾面前誹謗楊一清,稱他築邊牆浪費軍需。王鏊爭辯道:“楊一清為國修邊,豈能以功為罪?”劉瑾對兵部尚書劉大夏發怒,將他逮至京城,要以激變罪名判其死刑。王鏊爭辯說:“岑猛不過是拖延沒去罷了,未叛變怎能說為激變?”
急流勇退
當時劉瑾權傾朝內外,王鏊起初開誠佈公的勸諫劉瑾,劉瑾有時接納。而焦芳專於阿諛奉承,劉瑾更為專橫,士大夫深受其害。王鏊無法挽救,就力求辭官返鄉。正德四年(1509年)五月,他三次上疏請辭,才被批准。武宗賜他璽書、馬車,有關部門按舊例供應糧食、奴僕。王鏊家居十六年,廷臣交相薦舉,終不肯復出。
壽福康寧
正德五年(1510年),《明孝宗實錄》修成,王鏊因曾參與編修,獲賜白金五十兩。
正德八年(1513年),王鏊撰成《震澤紀聞》。
正德十年(1515年),王鏊撰成《震澤長語》。
正德十二年(1517年),王鏊撰成《震澤文集》。
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王鏊與門下士祝允明等八人於怡老園之池亭飲宴,並賦詩唱和。
嘉靖元年(1522年),明世宗朱厚熜即位,派行人柯維熊慰問王鏊,並賜羊酒以示優眷。王鏊上疏致謝,並奏獻《講學篇》和《親政篇》,世宗優詔回報,特蔭其一子為中書舍人。
嘉靖三年(1524年),世宗又命有關部門慰問王鏊。同年三月十一日(4月14日),王鏊於家中逝世,享年七十五歲。世宗聞訊後,輟朝一日,賜麻布五十匹,賻米五十石,諭令祭九壇,詔命工部派人前往辦喪。追贈太傅,諡號文恪。
嘉靖四年(1525年)正月初一,葬於洞庭東山樑家山之原。
《易》之《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蓋上之情達於下,下之情達於上,上下一體,所以為“泰”。下之情壅閼而不得上聞,上下間隔,雖有國而無國矣,所以為“否”也。
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視之,謝恩見辭,湍湍而退,上何嘗治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絕,所謂堂上遠於萬里,雖欲言無由言也。
亲政篇。明代。王鏊。 《易》之《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盖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上下一体,所以为“泰”。下之情壅阏而不得上闻,上下间隔,虽有国而无国矣,所以为“否”也。 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见,止于视朝数刻;上下之间,章奏批答相关接,刑名法度相维持而已。非独沿袭故事,亦其地势使然。何也?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然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视之,谢恩见辞,湍湍而退,上何尝治一事,下何尝进一言哉?此无他,地势悬绝,所谓堂上远于万里,虽欲言无由言也。 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盖周之时有三朝:库门之外为正朝,询谋大臣在焉;路门之外为治朝,日视朝在焉;路门之内为内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视朝,退视路寝听政。”盖视朝而见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听政而视路寝,所以通远近之情。汉制: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门曰承天,元正、冬至受万国之朝贡,则御焉,盖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极门,其西曰太极殿,朔、望则坐而视朝,盖古之正朝也。又北曰两仪殿,常日听朝而视事,盖古之内朝也。宋时常朝则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则垂拱殿,正旦、冬至、圣节称贺则大庆殿,赐宴则紫宸殿或集英殿,试进士则崇政殿。侍从以下,五日一员上殿,谓之轮对,则必入陈时政利害。内殿引见,亦或赐坐,或免穿靴,盖亦有三朝之遗意焉。盖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极也;外朝,象天市也;内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国朝圣节、冬至、正旦大朝则会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日则奉天门,即古之外朝也。而内朝独缺。然非缺也,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岂非内朝之遗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大臣蹇义、夏元吉等,常奏对便殿。于斯时也,岂有壅隔之患哉?今内朝未复,临御常朝之后,人臣无复进见,三殿高閟,鲜或窥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积。孝宗晚年,深感有慨于斯,屡召大臣于便殿,讲论天下事。方将有为,而民之无禄,不及睹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为恨矣。 惟陛下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铲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华、武英二殿,仿古内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从、台谏各一员上殿轮对;诸司有事咨决,上据所见决之,有难决者,与大臣面议之;不时引见群臣,凡谢恩辞见之类,皆得上殿陈奏。虚心而问之,和颜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尽。陛下虽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内朝所以通远近之情。如此,岂有近时壅隔之弊哉?唐、虞之时,明目达聪,嘉言罔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
十三绝句 其十二。明代。王鏊。 北固山前驻翠华,殷勤来访相臣家。太湖怪石惭多倖,也得相随载后车。
米南宫苕溪春晓图。明代。王鏊。 春云黯黮雨模糊,草树熹微半有无。梦入苕溪天欲晓,不知元是米家图。
己卯开岁连雪有作。明代。王鏊。 江南开岁逢三白,阴乍晴时晴复阴。瑞叶得风狂作势,梅花和月冷难禁。渔蓑未爱江头好,龙驭惟忧塞上深。我是袁安方闭户,地炉火暖独愁吟。
匏谓木奴与鸭脚子同至不宜见遗仍次前韵 其二。明代。王鏊。 江南鸭脚少登槃,价贵殊方为到难。终与木奴风味别,点茶聊称腐儒酸。
六十三初度君谦以词为寿和之 其一 一封书。明代。王鏊。 悬弧又诞朝。六十三年鹿覆蕉。勋名紫阁高。起何迟,归独早。玉堂近日无宣召。且是山中卧得牢。治如虞圣如尧。洗耳还容由与巢。